全球每年估计有140 万人死于癌症,肺癌是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1] 。肺癌患者被告知病情时,产生巨大的身心应激和明显的负性影响。众多研究发现心理治疗对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2 -4] 。因此及时了解肺癌患者的心身状态,采用心理干预改善患者不合理的心理行为模式,对延长肺癌患者的存活期及提高存活期生活质量显得尤其重要[5 -6] 。本研究旨在了解肺癌患者心理可塑性及其与豁达进取、焦虑抑郁、应对等相关性,以便了解哪些肺癌患者能够接受心理治疗及其心理治疗的接受度,为改善患者心理治疗的接受度奠定基础,使心理治疗具有针对性,提高心理治疗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肺癌患者的心身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今后的提高肺癌的临床疗效提供实证依据。

　　资料与方法

　　样本含量的确定 假定可接受的误差限E 为10%,调查估计值的置信度为95%,因此Z =1.96;由于目前肺癌发病率国内外相差较大,且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率亦有很大差别,方差取最大,即P =0.5。计算初始样本含量: n =Z2 ×P ×(1 -P) /E2 ;置信度为95%时,Z =1.96;Z =1.96,E =10%,P =0.5 时,n =96;为确保足够的样本含量,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0%,经计算样本含量为144 例,计划调查肺癌患者150 例左右。

　　一般资料 2013 年10 月至2014 年5 月间共从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抽取肺癌患者150 例,男81例,女69 例;年龄32 ~85 岁;平均(59.31 ±19.21)岁;文化程度: 小学43 例,初中57 例,高中32 例,大专及本科18 例;已婚113 例,离婚或丧偶37 例;诊断明确,全部接受正规的西医治疗,如化疗、放疗或手术等,病情稳定;无精神疾病及药物依赖;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纳入标准: ①临床确诊为肺癌,有病理诊断;②经规范治疗后病情稳定;③焦虑自评量表平均标准总分≥50,抑郁自评量表指数≥0.5;④年龄25 ~85岁、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⑤患者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 ①伴精神疾病患者;②伴发严重物质滥用;③无法进行心理治疗的患者;④孕期或哺乳期妇女。脱落标准: 病情复发或加重,需要住院治疗者。选择同期65 例良性肿瘤患者,男24 例,女41 例;年龄23 ~87 岁,平均(49.25 ±14.21)岁;职业: 退休人员13 例,工人6 例,职员27 例,农民7 例,无业6 例,经商4 例,其他2 例;文化程度: 小学文化10 例,初中21 例,中专或高中20 例,大专及本科14 例;已婚60例,未婚4 例,离婚1 例。肺癌患者与良性肿瘤患者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癌症心身状态问卷(cancer psychosomatic statusquestionnaire) 由陈蕾、黄雪薇等编制,共23 个条目,4 个维度,问卷采用1 ~5 级计分,其中“从没有”计1 分、“有时”计2 分、“有(约一半时间)”计3 分,“经常”计4 分,“总是”计5 分。“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包括4 个条目: “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想法”、“易于改变行为习惯”、“ 接受别人的建议”、“认为改变心态对自己有帮助”,采取反向计分,得分越高,显示患者的心理行为可塑性越差,得分越低,表明患者的心理行为可塑性越好。

　　进取豁达问卷[7] (enterprising and magnanimousquestionnaire) 由杨润涛、黄雪薇等编制,包括:积极进取和豁达宽容2 个维度,问卷采用1 ~5 级计分,其中完全不符合计1 分,比较不符合计2 分,符合计3 分,比价符合计4 分,完全符合计5 分,得分越高,说明进取、豁达的心理行为特征越明显,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癌症应对问卷[8] (the cancer coping modesquestionnaire) 由黄雪薇等于2006 年研制,共有26 个条目,包括面对、回避与压抑、屈服、幻想与发泄5 个维度,分高者说明患者患癌症后经常采用的应对方式,该问卷能较贴切地反应癌症患者的心理应对情况。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9] (hospital anxiety anddepression scale) 该量表在1983 年由Zigmond 与Snaith 创制,主要应用于综合医院患者中对可疑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筛查。量表共14 个条目,抑郁,焦虑分别有7 个条目。反向计分条目6 条: 抑郁分量表有5条,焦虑分量表1 条。分量表分值划分: 0 ~7 分属无症状,8 ~10 分为症状可疑,11 ~21 分为肯定存在症状。

　　测评实施方法 采用癌症心身状态问卷中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癌症应对问卷、豁达进取问卷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对癌症患者进行调查,问卷为纸笔自陈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测试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个别年纪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无法独立完成者由研究人员朗读清单文字协助完成,问卷回收后对结果数据进行分析。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方差分析及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人口统计学比较 性别比较中,男性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低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年龄比较中,在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文化程度比较中,在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职业比较中,在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国家机关/党群组与生产行业、无业、其他行业之间有区别,专业技术与商业/服务之间无显著区别,其中国家机关/党群组得分最低。

　　肺癌患者与良性肿瘤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比较肺癌患者在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13.36 ±3.02)分,高于良性肿瘤患者的(13.51 ±3.25) 分,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3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与癌症应对的相关性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与癌症应对总分[(50.47 ±7.38)分]、幻想[(6.76 ±1.77)分]、发泄[(5.76 ±1.62)分]无相关性,与面对[(16.34 ±3.39)分]呈负相关(P <0.01),与回避与压抑[(10.94 ±2.58)分]、屈服[(10.47 ±2.65)分]呈正相关(P <0.01)。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癌症应对的相关性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豁达进取的相关性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豁达进取总分[(115.37 ±14.61)分]及积极进取[(38.32 ±7.09)分]、豁达宽容[(77.05 ±9.77)分]呈负相关。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豁达进取的相关性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的相关性医院焦虑抑郁总分(13.45 ±6.59)分,其中抑郁维度的(7.92 ±4.37) 分,较焦虑维度(5.84 ±3.14)分高。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焦虑抑郁特征及焦虑和抑郁分别呈正相关。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的相关性

　　讨论

　　CAR 等[11] 研究发现癌症患者最常见存在精神紧张、忧虑、疲劳和睡眠问题,还有抑郁等心理问题[10] 。

　　研究证实癌症患者的心身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其中心理行为因素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11] 。了解肺癌患者的心理行为可塑性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为肺癌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提高其生存期和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得分较良性肿瘤患者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良性肿瘤患者对心理支持及治疗情况优于肺癌患者。相比女性肺癌患者,男性心理行为可塑性较高,表明男性肺癌患者对心理治疗的接受度高于女性,更易于接受心理治疗。由于患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文化程度及性格的不同,使他们对疾病的反应及需求也不同[12] 。文化程度高职位高的癌症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越低。文化程度较高有利于患者接受信息,与医务人员、家属交流,获取疾病相关知识和社会支持,因而能更好地面对[13] 。

　　本研究结果表明,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与癌症应对中“面对”呈负相关,与“回避与压抑”、“屈服”呈正相关。即“面对”维度得分越高,“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越低;“回避与压抑”、“屈服”得分越高,“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越高。说明能无畏挫折、勇敢面对、努力争取的患者,他们越愿意主动接受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对这些患者的治疗效果也越好。积极态度与癌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联系,当患者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问题时,其生命质量水平也较高[14 -15] 。肺癌患者“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与“积极进取”维度、“豁达宽容”维度呈负相关。肺癌患者如能充分认识并积极利用自己内在的进取豁达特征,不断提高个人素质,树立其战胜疾病的信念,也进一步促进了心理治疗以及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与焦虑抑郁特征及“焦虑”和“抑郁”维度分别呈正相关。说明“焦虑”、“抑郁”维度得分越高,“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越高,越不容易接受心理治疗,即对心理治疗的接受度越差。代淑芬等[16] 认为屈服的应对策略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始终与不良的心身健康程度相关。屈服使患者对疾病康复失去信心,甚至可能放弃治疗,不利于患者积极寻求医护帮助并主动配合治疗护理,容易导致病情加重。DONOVAN KICKEN 等[17] 指出回避应对会减少患者的情感支持和增加其自责,并且每一种都可能导致更高水平的心理压力。但在症状明显时,可引导患者适当采用回避的应对策略,通过各种方式转移注意力,把对疾病的关注转移到,感兴趣的活动中,避免时刻被疾病所困扰,从而调整心态,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6] 。

　　心理干预不仅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情绪状态、对疾病的认知态度和应对方式, 还可以对其免疫功能产生较大影响。王建平等[18] 研究发现心理干预可以通过影响机体的神经内分泌活动, 继而改变那些与癌症发生、发展有关的生理活动, 例如提高患者的NK 细胞活性, 缓解放疗中白细胞减少的不良反应等。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对癌症的攻击力,但与癌症的发展和预后关系密切,从而也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给予相应的心理支持或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使患者正确面对,积极配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治疗效果, 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